富可以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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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孔子那里，“儒”并不是一个高不可攀的道德高地或者标杆，不像后来儒者所死守的那条泾渭分明不可逾越的森严界限：不为圣贤，即为禽兽。

　　譬如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论语•为政》)。对此，孔子解释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只要做到了“礼”，也就是尽到了“孝”。不过，孔子所说的“孝”，却并非在衣食温饱上对父母有所表示就行了这么简单。而是还需要子女对父母发乎肺腑的“敬”：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也就是说，如果子女对于父母的“养”，缺乏“敬”，那其实与犬马无异。

　　儒家习惯于在语言修辞中拿人与禽兽比对，常用的语言策略，就是如果没有做到哪些，那么，人与匍匐于自然律的动物，就没有什么分别；换言之，倘若人能够有信仰，有操守，且践履笃行，那么，人就是天地之精华，万物之灵长。

　　不过，孔子并没有过于强调“孝”、“敬”、“礼”只有通过书面学习才能习得的观点，相反，他似乎更注重具体的行为，甚至认为“行”比空洞意义上的“学”对于一个人的道德修养更重要。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

　　孔子的这种观点，得到了他的弟子们的认同。子夏就曾阐述道：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论语?学而》)。对此，夫子自己也进一步说明道：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一个身体力行的人，就是一个好学的人，就是一个有学问的人，这是《论语》时代的儒家对于“儒”的认知亦或约定。这也似乎为许多人“近儒”或者“成儒”提供了现实的机缘，譬如富而近儒，譬如耕而近儒，譬如商而近儒，甚至譬如放下屠刀，立地近儒等等。

　　说到富而近儒，倒让我想起最近游览过的一处地方。此地位于浙江诸暨斯宅── 一条深藏在重山之中的山溪两边，沿着溪流、贴着山脚，迤俪而成若干村落。这些村落一律为斯姓，最下处为华国公别墅，沿溪流和山脚上行，尚有小洋房、斯宅、新谭家、发祥居、上新屋、斯盛居(又称千柱屋)、笔锋书院等建筑群。这些明清时期建筑为主的建筑群落，间杂民国时期中西合璧式的楼群，又有建国后直至当下一些新建起来的民居，沿着这自上而下流淌的溪流，一路十里，简直可以作为明清以来中国江南民居的活博物馆。

　　斯宅斯家最初何以发家致富，并在此建起了如此融自然山水、人文历史底蕴与建筑审美诉求于一体的家族聚居群落，且即便是外行人，一眼看上去，也会为这里的风水所吸引，说法不一。在《千柱屋故事》中，将斯家发家史上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斯元儒的发家史说得让人根本无法考证：说是当年斯元儒因为在杭州一豆浆店喝豆浆，邂逅一太湖强盗头领，得其赏识，后在其资助之下“骤然”发迹。

　　这样的说法，自然让人不便生疑，那就是千柱屋如此浩大的建筑工程，尽管其主要建筑材料木材，完全可以就地取材，并不需要外地购买贩运，但设计、建筑工程浩大，所糜资财可以想象。但一个并无实业背景的“山里人”，又没有出仕为官、搜刮积敛钱财的经历，也不见说有祖荫，何以能够成为如何之大的财主？在这万山千岭之间，建设起如何让人感到如此舒畅的家园的呢？

　　对于斯家财富的追问考证，最好还是交给有索隐癖的人吧。我所关注的问题是，无论斯家采取什么方式、获得如此之巨的财富，他们在获得财富之后，自然是如何为财富“正名”，以及如何守住财富。

　　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财富学说一样，斯家富气十足的祖居门楣上，所题写刻，大多是“节孝”“礼义”之类的警示，无非是提醒后来者，一是祖上的财富，是通过正当的途径得来的，这是一种语言思想上的“洗钱”方式，无论财富的得来是正当的抑或他途；二是要守住祖上的福荫，后代们就必须谨守人伦道德秩序。在千柱屋内十个四合院中那些分别被冠以“双槐堂”、“丛桂堂”、“仁寿堂”和“福善堂”的题刻中，难道不是在用一种凝固的题刻，时时在提醒昭示着后来人？

　　让我真正感到惊讶的，并不是这些常见的题刻，而是在千柱屋后一所建筑设施同样堂皇的书院──笔锋书院。这是一所为族内同姓子弟建立起来的一处读书、问学、思想、抒情的所在。而这处三层楼的清代建筑，也只有实地踏看了之后，你才会真正明白所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那句话，你也才会更深切地体会到，过去读书人之所以如此亲近山水自然、有那种渔歌互答、其乐融融的雅意，断非一种完全个人化的性情偏好，而是一种已经实体化了的生活方式，是一种仅仅依靠着这些已经实体化了的诗情画意──松涛、竹韵、清泉、岭雪，还有独具匠心地设计种植在书院各处的各种名花异草──所有这些已经时时刻刻在提醒每一个在场的人，你是置身于一个精心设计理想的生活空间之中，作为其中的一员，你不仅可享受这难得的祖上阴德，同时更应该为发扬光大这祖上的阴德努力贡献。

　　这当然是一种有些狭隘的财富观或者成功观，它将个人与家族的命运紧紧关联在一起，并没有突出民族、国家的“天下意识”，但它也没有放弃更没有反对这种天下意识，而是将这种天下意识与个人、家族的历史、当下与未来关联在一起。

　　富足了，不是骄奢淫逸，不是花天酒地，不是为富不仁，而是乐善好施，而是教育子弟，而是谨守为人之本。如果时刻能够如此身体力行，这不也就是儒家所谓的“儒”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