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半的学生想要专升本”，高职不能办成学历培训班｜圆桌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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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0月23日，云南红河州蒙自市，在红河职业技术学院汽车工程技术实训中心的新能源汽修实训区域，教师在给学生讲解新能源汽车维修知识。（视觉中国/图）

“培训机构比以往少多了，但学历培训机构还是蛮火的。”贵州盛华职业学院副校长盛华如是说。
他口中的学历培训机构，是指针对高职学生的专升本培训。而作为参照物的培训机构，指的是职业技能培训，已不如早些年火爆，原因是更多学生选择了前者。
盛华说，之所以职高的学生对技能培训机构仍有需求，既有学校教师实践经验有限的原因，还与专业教学标准不够聚焦有关。
1980年，中国第一所高等职业教育院校——金陵职业大学在南京成立。四十多年后的今天，高等职业教育学校数量和人才培养规模，已占中国普通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根据教育部最新发布的《2023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有普通本科学校1242所，招生规模达478.16万人，而专科类高等职业学校有1547所，招生555.07万人。
就职业教育发展问题，南方周末记者邀请盛华，河南省三门峡市政协副主席、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万平及同济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副院长王奕俊作深入探讨。
“应市"教育

南方周末：目前部分地区高职院校排在本科院校后招生，职业教育依然存在“最后批次”录取的窘境。有一种观点是，按照这种录取模式，考生首先被本科院校录取。高职院校学生规模上去了，但生源质量没有得到改观，你怎么看？
万平：部分地方把职业教育的录取批次放在本科院校之后，有社会文化的原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重道轻器，推崇学而优则仕。在做选择的时候，更多人选的是脑力劳动，而不愿意从事体力劳动。
录取生源也有职业教育本身的问题。一部分职业院校的专业设置，与国家战略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匹配度还不足，出现了人才供需之间的差异。最理想的状态下，职业教育应该是与经济社会联系最密切的一种教育，理应成为“应市”教育，这里的“市”是市场的“市”。职业教育应该随着市场的变化，迅速发生变化。
盛华：在专业设置上，高职院校整体上受地方产业的影响较大，更愿意贴近社会经济的发展。比如贵州发展大数据，本地不少学校开设了相关专业。在地方推动产业发展时，学校自然会迎合地方政府和市场的导向。这个过程是典型的市场经济，一旦供大于求，又会不断进行动态调整。高职教育的调整比本科教育要灵敏得多。
南方周末：很多学生在进入高职院校后，把升学视作目标。这是否背离了职业教育的初衷？
万平：现在高职院校专升本的学生占比非常高，有的学校达百分之二三十，还有的更高些。高等教育普及后，整体的学历层次和社会用工学历都在提高。再加上与以前比，现在职业院校学生的就业压力也比较大。学生觉得念本科后，找工作选择的空间会大些。我给学生做过调研，三年里给自己立的目标是什么？一半的学生都说要专升本。
我不干涉学生的选择，但高职教育绝对不能办成专升本的培训班。我们还是要坚守职业教育的类型定位，以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为主要目标，兼顾学生未来的升学发展。
现在有些学校，职业教育应该开设的课程，以及国家专业教学标准规定的课程没有全开。他们变成专升本考什么课，就开什么课。教育行政部门没有把专升本作为办学质量的评价指标，这只是一个宣传的噱头。但在这些学校看来，专升本的学生比例越高，就意味着办学质量越高。我觉得这种做法背离了职业教育的初衷。
盛华：我亲戚家有个孩子，念完中职读高职，后面又专升本。但本科念的专业又就不了业，最后还得用高职的专业找工作。当高职院校鼓励学生专升本时，我认为学校管理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政治业绩，同时也逃避了自己的培养责任。
我和学校所有学生、老师都说过，本人非常反对体系化地组织学生专升本。我曾在本科院校工作，专升本升上来的学生，不具备本科需要的那套逻辑，培养出来的学生反而两不像。
南方周末：少子化将导致生源总量缩减，院校间生源竞争压力不断增加。有职业院校负责人表示，生源问题是学校未来面临的最大压力。你们怎么看？
万平：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不仅仅是职业院校，所有学校都面临生源的压力。职业教育是不可或缺的类型教育，从人才结构来说，整个社会技术技能人才占比，比研究型人才占比高得多。如果普通本科院校不进行人才培养改革，还是重知识轻能力的话，他们的未来发展也需要打一个问号。
少子化一定会带来职业院校办学规模、专业设置、资源配置的再调整，有一部分学校是难以生存的。所以要加强内涵建设，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增强学校的适应性和吸引力。
盛华：当下民办高职院校的生源压力明显高于公办院校，在未来各个学校的压力都会越来越大，尤其是偏远地区的民办院校。不同地区和不同专业学费不同，但据我了解，公办院校一学年学费普遍在5000元到8000元，民办院校则在1万元到1.8万元。民办学费显然更高，但培养质量的差异却没那么大。而且家长对公办和民办学校的质量体系有着天然烙印，对公办学校更信赖，对民办学校则有所保留。
如果有的民办院校过去学生数量多，收费高，把职业教育当成一门生意来做，我没有很好的建议。市场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不是个很好的生意了。对非营利性的公办院校和不以逐利为目的的民办院校而言，学校规模不是首位，特色和质量才是第一位的。

2025年3月29日，在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长兴校区，参赛选手进行2025年浙江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机电一体化技术”赛项的竞技。（视觉中国/图）

评价标准应当多元化

南方周末：2019年，教育部与财政部启动“双高”计划，即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和专业建设计划，与普通高校的“双一流”建设类似。这对高职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什么作用？
王奕俊：我认为评价的标准应该更加多样化。评价高职院校，主要是看人才培养质量和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水平，不应该像评价普通高校那样衡量高职院校的科研。我对高职老师做过调研，职称晋升和考核都对科研有所要求，他们比较担心科研这块。
盛华：“双高”计划前期能起到明显的拉动作用，让高职院校把短板补起来。但评价的指标和维度基本是固定的，很多学校陷入了申报考核之中，最优秀的老师和干部，忙着写最优秀的材料。
“双高”的指标成为他们办学的指挥棒，要把有限的资源分配到每一个指标上，这也导致学校发展不够聚焦。所以在出现冲突后，学校一定会做取舍，“取”的是对办学成果有显性业绩的。学校在写材料时都说自己是六边形战士，六边形战士要求不能有短板。但实际办学过程中，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很多高职院校都是从中职升上来的，没有短板并不现实。
南方周末：同样是在2019年，教育部等四部门印发《深化新时代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实施方案》，其中提到，职业院校、应用型本科高校相关专业教师原则上从具有3年以上企业工作经历并具有高职以上学历的人员中公开招聘，自2020年起基本不再从应届毕业生中招聘。目前职业院校教师队伍是什么样的情况？
万平：政策的出发点是好的。职业院校与普通院校相比，“双师型”教师是其教师队伍最显著的特征，但这样的人太难找了。他待在企业，比在学校待遇要好，企业也不会放他。而且涉及编制和人才引进，学校需要与各方协调。对不少公立院校而言，引进人才最低学历也要求是研究生。高技能人才进入高职院校，作为有编制的专职教师，障碍还是比较多的。我们只能通过外聘的方式。
因此在实际中，上述政策很难落地。应届毕业生仍是职业院校师资的重要来源。所谓“双师型”教师，是最理想的情况。我们在实践中打造“双师型”结构，通过教师队伍结构解决这个问题。
王奕俊：针对教师实践技能欠缺的问题，有学校的做法是，招进来博士后，签订与企业和学校的三方协议，直接送到企业。这些博士既是学校教师，也是企业的工程师，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这能使他们掌握前沿的技术动态，同时也能把在企业工作的经验传授给学生。
从“开设备”到“修设备”

南方周末：一些高职院校在带学生参加各级各类技能大赛和让学生接受真实岗位项目实操训练上，为什么更倾向前者？
万平：我们希望学生更多到一线工作，而不是把主要精力放在技能大赛上。但对学校而言，技能大赛拿到多少奖牌，是评价办学质量的重要指标。可以给学校加分，同时帮助学校获取资源。这里面有功利化色彩，有些学校更愿意做“显功”，不愿意做“隐功”。他们要找到一个突破口，快速提高学校的知名度。到生产一线工作是面向所有学生的，但资源配置和精力是有限的，这些学校不可能花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在那么多的学生身上。往往就把最好的设备、老师和资源给了几个参赛的学生。
南方周末：在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过程中，往往存在“校热企冷”，企业参与办学动力不足的现象。如何才能激发企业的积极性？
万平：学校以育人为主要目标，而企业要追求它的经济利润，双方有不同的运行规律和诉求。这需要一个反复调试的过程。很多企业认为自己需要人才，但没有义务培养人才，不愿意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投入。中国这么大的范围，这儿招不来合适的人，就去别的地方招。他们还没有感受到，合适的员工给产业发展带来的经济效益。
盛华：从表面上看，有些学校表现出极大热情，但实际上是嫌贫爱富而且眼高手低。他们希望跟大企业签大协议，但到了产教融合也就是真正过日子的时候，学校又觉得麻烦干不了。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有人力资源的需求，反而是很务实的。学校管理者不应该以功利为导向，而是应该把产业服务好。大多数本土企业，学校都是够得着的，做到一定程度也会有机会与大企业合作。
产教融合要把市场上的真实项目，放到学校里去做，通过真实项目驱动整个教学的变化。在前期很长时间都是训练过程，企业需要付出资源和成本来做这件事。不过，当学生技能掌握相对熟练、可以产生价值时，很多学校觉得培训目的已经达到，又不愿意为企业服务了。这样一来，企业与学校合作的意愿也会下降。
南方周末：从高职院校毕业的学生，职业发展情况怎样？
盛华：我们跟踪自己的学生发现，省内的就业机会决定了他们就业机会的天花板。如果学生能跳出他所在的省，在外地长期发展，发展得往往不错。我们有学生在上海、深圳和杭州落户买房，年收入在50万到上百万元。这样的学生不能说是比比皆是，但也不是个位数。
民营企业的发展也决定了他们的天花板，我认为绝大多数高职学生都应该进入民营企业。因为几乎所有公办企业都对学历有要求，而且逢公必考，但考试是职校学生的弱项。
此外，假如一个本科生每月要开6000元的工资，而高职学生只拿5000块钱，但因后者心态比本科生放得低，因此对薪资往往更满意，干得也更好。眼下，民营企业面临经济压力，纷纷降本增效，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回报率也要求更高。这在某种程度上，为高职学生提供了更多机会。
南方周末：不少工厂通过引进新技术和先进设备，实现自动化和半自动化生产，需要的工人更少了。高职院校应该如何应对这一挑战？
盛华：我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拥抱这个变化，但也不能因为恐慌或是追逐新事物，就抛下了原来的手艺。而是应该先把原来的手艺做好，再去接触新的技术，自然而然就会跟着时代往前走。比如美工这个岗位受到了AI技术冲击，我们现在就要求数字媒体专业的学生学习AI。我在长三角和珠三角考察，智能化工厂对人的简单操作，依赖越来越少，但对人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设备需要调试，时间一长也要检修。以前你是开设备的人，现在变成了修设备的人。
南方周末：发展职业教育，国际上哪些做法对中国有借鉴意义？
王奕俊：德国没有专科的高职教育，发展的是中职和本科的双元制。学生一半时间在学校，一半时间在企业。学生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还有工资。德国不是通过给学校升格的方式，促进职业教育发展，而是想办法在中职阶段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我2024年去了趟美国，在经济比较好的地区，中职教育是免费的。学生毕业后十八九岁就能工作，收入还可以，父母也愿意。之后如果提升学历，由老板帮员工出学费。他们说职业教育已经成为很多美国人的第一选择，而不是无奈的选择。我们也要按照学生的意愿，提供多样化的选择。有些人适合职业教育，还有些人适合走传统的本科或者学术道路，应该让他们各取所需。

南方周末记者 杜寒三 南方周末实习生 侯慧静
责编 钱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