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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要点:
1. 美国近期同意取消91%的加征关税,并不意味着美国发起的贸易战已经进入到战术妥协阶段,最多是阶段性缓和。
2. 特朗普推行关税政策的核心逻辑是推动制造业回流,但其政策设计低估了全球产业链的复杂性。制造业回流并非简单的属地概念,即使成功回流,也不一定能保证制造业在本地持续发展。
3. 特朗普的政策诉求存在互斥性。减税政策主要惠及大企业,普通企业难以受益,反而加剧了跨国企业的垄断。
4. 马斯克辞职折射出美国“政商旋转门”的弱点,它并非通向利益的任意门,作为企业家进入这个旋转门相应地也需要承担风险。
引言:美国向全世界挥舞“关税大棒”致使全球供应链正经历剧烈震荡。白宫4月一边坐收163亿美元关税收入,一边面临通胀回升至2.8%的民生压力。特斯拉等企业转产墨西哥、福特借道加拿大迂回避税,供应链“去美国化”趋势加速。特朗普关税政策如何催生“财政狂欢与民生困局”的双面效应?全球产业链零和博弈下,中美竞争与合作未来趋势如何?本期《洞见美国》邀请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副教授苏瑞娜和民智国际研究院研究助理王舒函,带您解读中美关系中的经贸问题。
本期整理编辑:胡雨凡
主持人:近期,美方同意取消共计91%的加征关税,中方亦作出了相应调整,但双方还是保留了10%的基准税率,这是不是意味着美国发起的贸易战已经进入到战术妥协阶段?在双方的一些关键领域,中美未来的博弈会如何演变?
苏瑞娜:当下的贸易摩擦并未进入战术妥协阶段,目前是进入了关系缓和阶段。公报中有一个重要细节:互降的关税前有两个字——“加征”。一般征收关税包括基准关税和加征关税,这次互降之后,基准关税和部分调整的关税仍然是存在的。特朗普在第二任期有加征关税的诉求,他原本计划对中国输美商品征收超60%的关税,目前却没有达到预期。因此我认为要保持谨慎乐观的心态,观望后续有何种操作。为何说是进入了关系缓和阶段呢?4月特朗普加征关税用的手法是行政令,这实际上是他经常用的商业谈判手段,叫“极限施压”。但是目前基本上可以断定,“极限施压”这个手法已经开始失灵。
当前的科技竞争并非单个技术的竞争,而是创新生态的竞争;科技封锁并非单技术的封锁,而是创新生态的封锁,这包括全球高端人才的流动。美国如果对中国进行创新生态封锁,其影响必然较大。但是,一方面,封锁是很困难的;另一方面,美国自己也会受到反噬。这是因为,现在的科技创新非常需要新鲜血液,极度依赖于全球顶尖人才的自由流动。如果美国把创新生态的接口封闭了,实际上也阻挡了高端人才的自由流动,自己也将缺乏科技创新的新鲜血液。
主持人:特朗普推出关税政策的核心逻辑是推动制造业回流,他的政策设计能不能实现这个目标?在任期四年去完成这个目标,特朗普是否低估了全球产业链的复杂性?
苏瑞娜:特朗普通过加关税来推动制造业回流,其实是对整个制造业全球产业链的理想化的误读,他低估了制造业的难度。因为“制造业回流”是一种属地的概念,但是制造业全球链条的展开目前有明显的属地模糊化倾向。第一,现在跨国资本的投资有属地模糊化的特征,现在的企业的股权结构大多复杂、变化多端,例如中国的一家企业最初是美国资本投资,但是几年后被中资收购了,性质就发生了变化。第二,制造业迁出后会与本地生态融合。第三,技术会迭代,一旦一项新技术被投入使用,工厂整体的产业、产线、生产模式等等可能都会发生变化。第四,工厂对属地也会有感情。所以,把搬出去十年的工厂再搬回来,难度非常大。这并非回流,而是另起炉灶,实际上难度等同于二次创业。
美国田纳西州,一处铝制造工厂。优惠政策引导下,美国制造业“回流”。图:Luke Sharrett/视觉中国
同时,能够轻易搬到一个地方的工厂,也可以轻易搬走,原因是这些企业与本地生态嵌入度不高,才容易搬迁。即使这些企业回流美国成功了,是否等同于在本地就一定能做起来?未必。制造业中不同的工厂、不同的管理模式,是非常微观的决策,特朗普作出宏观的指引,并不能让所有的企业都“回流”,这依然面临着一些严峻的现实问题。
当地时间2024年8月9日,特朗普参加竞选集会。
主持人:未来中美贸易的矛盾可能会聚焦在哪些领域?一些多边的机制,如世贸组织的调停等等,到底还能不能发挥作用?
苏瑞娜:当贸易摩擦的议题得到广泛讨论的时候,它就一定不是短期的现象,而是长期的现象。如今,美国主导的仍是新自由主义纲领下的全球自由贸易投资规则,最近有一个大趋势:是把当年WTO未尽的事宜、持续地推进自由贸易化。中国加入WTO时在农业的一些品类、金融业、现代服务业等方面有一些特殊规定,部分涉及安全领域,不遵循一般的关税制。而美国现在希望中国把所有方面都开放,比如,把特殊规定的方面不走配额制,改走关税制。这在未来会成为矛盾争斗的焦点。如果从整体全球贸易投资规则看,中国的话语权越来越大,这就意味着未来在全球体系的规则的制定或者修改上,中美可能仍会有小小的摩擦。
位于瑞士日内瓦的WTO总部。
主持人:跨国巨头如沃尔玛、特斯拉等企业可以通过产能转移来规避关税,但是美国中小企业因为依赖中国的供应链面临着生存危机,这是否揭示了特朗普关税政策的实质是劫贫济富、加剧产业链的垄断?
苏瑞娜:不必去恶意揣测特朗普有意“劫贫济富”。但是从实质上来讲,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加剧了全球层面的贫富分化。现在的跨国公司手里掌握非常多的资源,而真正能够借助全球产业链来规避关税的,基本上都是这些巨头或者是行业头部企业,它们本身对于小企业就有一种垄断上的优势。通常经济危机出现会加剧行业内以及跨行业之间的巨头垄断,而现在的特朗普关税政策相当于人为制造了一场经济危机,跨国公司能借助全球产业链来规避关税,小企业则更容易受到冲击。
主持人:最近特朗普禁止哈佛大学的招收国际生的资格,这是否符合美国法律框架下的行政权的边界,这样的行政令能否生效?其背后是否更多反映了政治博弈,而非真正的国家安全的关切?如果这样的干预常态化的话,对于美国高等教育的全球竞争力,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苏瑞娜:无论是4月的加征关税,还是禁止哈佛大学的招收国际生的资格,特朗普目前采用的的是行政命令,借由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以绕开国会。但是,在美国的制度设计里面,总统的行政命令本身会受到一些制约。所以,禁止哈佛大学的招收国际生的资格的行政令未必能生效。这一事件反映了美国政治博弈的泛化,不过即使是常态化的干预,对美国高等教育也未必能够造成冲击。
主持人:马斯克的辞职是否折射出美国“政商旋转门”在贸易战背景下的局限性?商人从政如何平衡企业利益与政策风险(如特斯拉因关税和反垄断调查受挫)?
王舒函:马斯克作为商界人物进入政界,如何克服逐利性,意识到自己的决策可能对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产生深远影响,是值得深思的。另外,相关政策的出台也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商业利益。在贸易战背景下,特斯拉受到了关税壁垒与政策监管的双重挤压,市值大幅缩水。同时,马斯克本人所推崇的自由贸易立场,与特朗普政府的保护主义政策在根本理念上存在冲突。这暴露了政商旋转门的局限性:美国的政商旋转门并不是通向利益的任意门,并不意味着政策走向一定利于企业的发展方向,在贸易战背景下可能会给企业带来更大的风险,作为企业家本身,进入这个旋转门相应地也需要承担风险。
因此,商人从政本身就难以平衡企业利益和公共利益。对于像马斯克这样,企业品牌高度与个人形象绑定的商人来说,任何政治上的失误都可能反噬商业声誉。商人政客需要建立边界——在参与政治议程时,应当适度与企业切割,避免将企业利益过度政治化;同时,也要做好在政策失败时为企业承担风险的准备。对于背后的企业来说,增强企业韧性,提高产品质量,优化企业发展布局来降低政策变化对企业利益的冲击也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