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了大学就轻松了？“内卷”依旧，中国高等教育是典型的优绩主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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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29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一位大学讲师的文章，题为《请高中老师别再说“上了大学就轻松了”》，意图改变本科生在进入大学后荒废学业的普遍现象。的确，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中国的高考制度以其激烈的竞争和严格的纪律著称，高中教师往往通过描绘田园牧歌式的大学生活来激励学生。这就造成，在经历了高中的压抑生活后，许多学生一进入大学后便放飞自我，展露出天性的一面。这一现象遭到了许多的批评，许多教育从业者开始对中国高等教育的质量感到担忧，这位大学讲师便是其中典型的代表。
然而，在今天，我们可以告诉这位老师和这些评论家们，你们的担忧完全是无稽的。中国大学校园的主流文化在如今已经发生了剧变，一种被称为“内卷”的竞争性文化成为了高校乃至整个社会的新常态，而这距离这篇文章的发表甚至不到十年。“内卷”是一个具有多重含义的术语，众多学者——从康德到格尔茨——都对其进行了定义。一般而言，在学术框架内，内卷可以被理解为一个社会未能经历结构性变革，而陷入“无发展的增长”的状态。然而，这与本篇文章要讨论的内卷，即当代互联网话语中的“内卷”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高考结束后学生们欢呼着走出考场。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这就是他们暂时告别“内卷”，放飞自我的开始。
实际上，在我看来，它更代表了一种个体在优绩主义社会中的个人体验。也就是说，由于竞争强度的加剧，参与竞争的个体投入了更多的精力和时间，但对于个人而言，他们并未因此获得更多资源，并因此感到痛苦和意义缺失。在这一点上，学术概念确实很好地反映了竞争者的心理——“付出更多，收获却依旧相同”，但二者之间仍然存在根本性的差异。从宏观角度来看，正如许多数据所表明的，近年来学术创新呈现出爆炸式增长，尤其是在工业与制造业领域，并未陷入“无发展的增长”状态。因此，相较于学术定义中的内卷，中国当下的高等教育实际上呈现出的，是一种典型的优绩主义竞争模式——绩效至上、唯分数论、赢家与输家的区分。这就引出了本篇文章的关键问题：在这样一个优绩主义体系下，个体为何会产生“内卷”的体验？我们又该如何理解这一现象？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理解何为优绩主义及其在当今时代的呈现。这个术语本身由英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杨创造，用以描述一种完全消除阶级壁垒、所有人都能凭借自身"优绩"（merit）实现阶层跃升的反乌托邦政治体系。这里的"优绩"由天赋和努力共同构成，通过考核与考试进行检验。而这一制度在中国的典型表现则是以高考、考研、保研制度、考公为代表的一系列选拔体系，无一不是“内卷”的重灾区。在表面上看，就其本身的设计而言这是一种完美的制度，那么为何，杨将其看作是一种反乌托邦制度呢？

迈克尔·邓洛普·杨（Michael Dunlop Young，1915.8—2002.1），达廷顿男爵，工党党员，社会学家、社会活动家和政治家，以学术研究者、辩论家和制度建设者而闻名。优绩主义既来源于他的讽刺小说《精英统治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Meritocracy）。
在杨看来，这是由于这种制度虽然促进了公平竞争，但几乎必然导致胜利者的傲慢与失败者的民粹式怨恨。然而，杨未能预见其他隐患。迈克尔·桑德尔在《优绩的暴政》（2020）中对现代优绩制作了更完整的剖析，他既印证了杨的预言，指出特朗普的崛起实质是被优绩制抛弃者的反击，更揭示出在新自由主义时代，衡量优绩的标准由市场决定——越符合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标准者越具有优绩。这引出了新的追问：在中国，知识改变命运的叙事同样与新兴资本主义市场的发展紧密缠绕，但为何该制度下所谓胜利者的体验往往充满痛苦与意义虚无，而非"赢者通吃"？这实际上展现了现代优绩主义制度的另一个问题。
尽管对于规训权力的理解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韩炳哲在《倦怠社会》中提出的关于晚期现代主体的新观点，仍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值得思考的视角。在他看来，晚期现代主体已完成了从“规训主体”到“功绩主体（achievement subject）”的转向。即，在过去，主体被以监狱、纪律、表格为代表的规训权力所笼罩，不得不压抑自我的个性以服从社会的规范。这种主体性是相当消极的，外在的目光与强制的规范牢牢占据着主导地位，而作为主体的人在这其中所拥有的空间是极其有限的。
而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韩指出，主体的状态发生了看似积极的改变。这是由于，新自由主义下的绩效社会强调个体的能动性，不再以严格的纪律而是以竞争机制影响个体的行为，个体在看似可以选择的场景中陷入了不断的自我优化——在绩效社会中，无论是在象征秩序上还是在现实环境中，放弃自我优化无疑意味着失败与失业。然而，在本质上，韩指出，这种自我优化代表了一种自我剥削，即个体虽然并未臣服于直接的规训权力，但仍然通过自我的行动满足了这种权力的根本需求——成为一台符合现代道德规范与生产效率要求的肉体机器，而这正与福柯晚期对于自我技术的研究不谋而合——现代主体的自我技术正在于其自我剥削。

自我技术：在《性经验史》中，福柯在对“自我技术”进行了知识考古学的分析。“自我技术”指的是“使个体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或在他人的帮助下进行一系列对自身的身体、灵魂、思想、行为、存在方式的操控，以改变自己，完善自己”的微观技术。在古希腊，自我技术被看作是主体自我完善的手段，而在经过中世纪的转化后，在现代，自我技术成为了“自我弃绝”、“去主体化”的手段，即通过自我的力量使自己更好地服从外在的规范。
虽然韩并未明确地指出这一本质，但他却指出了这种自我剥削的结果——倦怠（burnout）。个体为了满足剧烈竞争的社会需求，不断增加自我的劳动强度，以求达到效用的最大化，但最终却因过度劳累而陷入倦怠。在某种程度上，韩炳哲有关晚期现代主体的观点得到了验证：中国大学生在一个可选择的环境中陷入了激烈的学术竞争，并在竞争后感受到痛苦、疲惫和空虚。
然而，韩没有回答一些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什么塑造了这一主体。对此，笔者认为，功绩主体仍然没有超脱福柯的语境（当然福柯的问题在于，在学术生涯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忽视了自我的重要性）。在福柯看来，现代主体是一个权力与知识不断交织的造物，知识通过对人的规定性，即“人”是什么，人“能够”做什么，“人”应当做什么，完成了对主体的根本性重塑（在18-20世纪的漫长岁月里，规训权力借助包括人类学，管理学，社会学，法学在内的多学科与包括监狱，学校，工厂在内的社会场所所完成的，正是这样的工作）。而现代主体走向自我剥削的原因，就在于在最基础的主体建构层面，对当前社会的主体叙事的根本认同。
对此，我们不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这种根本认同下，作为现代主体的“人”将产生怎样的自我？一个从根本上就被这种叙事征服的“人”将产生怎样的自我？答案是一个不断地去主体性、去个性化的、臣服于规范与“真理”的自我，而在这种不断地对个体的剥离中，几乎不可避免地，将产生倦怠的体验。这也就是，为何在功绩社会中，主体的自我实践将成为一种自我剥削。

[color=var(--weui-FG-1)]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制造出受规训的个人。这种处于中心位置的并被统一起来的人性是复杂的权力关系的效果和工具，是受制于多种"监禁"机制的肉体和力量，是本身就包含着这种战略的诸种因素的话语的对象。在这种人性中，我们应该能听到隐约传来的战斗厮杀声。

[color=var(--weui-FG-1)]——《规训与惩罚》

那么，在现代中国，这种主体叙事，代表着什么呢？在此，我想引入保罗威利斯在《Being Modern in China》（由于无官方的中文译名，我在此直接使用英文）所提到的两种象征秩序（symbolic order）：现代和教育。现代的象征秩序代表着繁华的都市、丰富的消费和先进的技术，这与传统叙事中的中国农村形成鲜明的对比（贫穷，落后）。实际上，正如众多学者所谈到的，对“现代”这一象征秩序的追求几乎贯穿了改革开放后的四十年时间里的每一个空间和每一个场所当中，只是追求的方式有所不同。在官方的意识形态领域，这种追求的代表是“四个现代化”的口号。
在潘毅关于电子厂女工和北京建筑工人的研究中，这种追求的代表是摆脱农民身份，并定居在城市的渴望。在丁瑜关于珠三角性从业者的研究中，这种追求的代表是成为光鲜亮丽的、掌握着消费权力的现代主体。在威利斯的研究中，这种追求的代表既是“好学生们”对体面的办公室生活的想象，也是杀马特们对于酷和Smart的憧憬，用他自己的话说，“这里所有的人都渴求消费主义式的现代生活，但却缺乏消费所需的资源。”
教育的象征秩序则为这种追求构建了一种具有可行性的手段：通过高考取得高分，个人便能轻松地进入并最终定居在大城市，并获得社会的尊重。不过，“知识和勤奋改变命运”，但这一命运的最终走向则与城市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在封酒此前的文章《从县中到衡中，回头再看北京四中》中，其实很好地描绘了这两种象征秩序的现实形态，北京四中的高中生们穿着晚礼服在舞会中“觥筹交错”，不断再生产着有关现代的符号秩序，衡水中学作为高考工厂则是“知识改变命运”的直接践行者与这种符号秩序的维持者，就像那位衡中学子在演讲中所喊出的口号“我就是一只来自乡下的土猪，也要立志去拱了大城市里的白菜”。

“土猪”张锡峰本人在大学里尝试各种新鲜玩意儿后也选择了盲从，决定努力卷进大厂。学习编程对他来讲也很痛苦。而这时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因为没有计划，节奏已经落后于身边的朋友。
而在这纷繁的、众多的实现“现代”的象征秩序的可能性中，通过“知识改变命运”无疑是最“体面”，最符合传统的文化叙事，也是最被国家的政治宣传机器所推崇的方式。而紧跟着的，则是对于“努力工作，改变命运”的推崇，政府通过这一话语与巨大的城乡差距，驱使着数以亿计的农民群体进入城市。而在许多时候，这两种话语往往相互交错，这体现在从高考的“努力学习改变命运”到工作场所中的“努力工作改变命运”，也体现在第一代城市移民与第二代城市移民的差别。在过去的四十年时间里，这些话语为中国的新兴资本主义市场与快速工业化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与技术人才保障（实际上也是过去几十年时间里农转非的主要方式），从而支撑起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经济增长。而构成这种经济增长底座的，则是数不清的被学校与工厂制造出的血肉机器。
然而，随着小农的消亡与中国城镇化率的不断增长，似乎威利斯关于教育的象征秩序已经破产。那么，在当今的中国大学校园当中，为何“内卷”仍然成为了主流文化？在笔者看来，这与中国的新兴市民阶层对于阶级滑落的担忧有关，教育的象征秩序转变为“只有继续努力才能维持当下的现代生活”。在经济下行与就业困难的大背景下，也许参与竞争并不会有助于“改变命运”，但放弃竞争却将面临被这种象征秩序排斥的风险。不过，笔者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也只是一种猜测，环绕在当代大学生头上的、造成这种自我剥削的具体象征秩序尚且有待考察。当然，在此新自由主义下的绩效机制同样对这种“内卷”有着重要影响，但由于本文章的重点不在于此，相关的研究也不在少数，也就仅将其作为一种背景引入。
在最后，我想就威利斯在《Being Modern in China》中对中国的发展模式提出的一些问题与相应的措施来结尾。在威利斯开始写作此书（2017）的时候，中国的制造业占世界制造业比重为27%，无愧于世界工厂的名号，但也存在工人工资过低，劳动时间过长的问题，并随着工业产值的不断增长，产能过剩的问题愈发严重。对此，威利斯的解决措施或者说是他对中国政府的预期是进行服务业转型，并提高工人工资，以促进国民消费能力的增长。然而，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的制造业的世界占比已经来到35%，而与此相对应是人均周工作时长从45小时到50小时的增长。可以说，在从工厂到学校再到科研机构的超负荷运转下，中国制造的2025实现了目标。

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以量大廉价著称，然而产业升级和转型使得中国的劳动力导向型产业越来越少，相应地劳动力价格水涨船高，失业率也不断提升。
很显然，科技的发展并没有带来更好的明天，相反，与制造业升级一同出现的是广泛的社会失业、绩效主义叙事的进一步扩张与工作强度的增强。在此，我并非是为威利斯的措施摇旗呐喊，也并非是对中国政府进行的产业升级感到不满，当代西方去制造业化的消费主义社会建立的基础是整个全球南方与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而中国进行服务业转型也并不一定就会减少失业。
我只是想要指明，中国社会所面临的这些困境，包括对旧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冲击，都是世界范围内的新自由主义竞争浪潮的一个结果，而在今日，随着这个旧世界体系的经济下行，这种纷争与掠夺已经赤裸到彻底地弱肉强食的境地。然而，无论在这个体系中获胜与否，也无论科技能够进步到何种水平，只要仍然处于这一自我剥削的绩效社会当中，只要我们还在追求“现代”，只要相关的象征秩序仍然占据统治的地位，这种“内卷”的体验就不会存在尽头。
不过，我并不对这种模式在经济上的发展感到悲观，因为从本质上讲，这种模式无比契合着新自由主义的竞争浪潮，我们或许不用“新自由主义”这个词，而是用“现代化”（只不过这种现代所指称的对象是20世纪的泰勒制）。而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确正在走向一个无比现代的社会
然而，用一句经典的话结尾：这种现代的代价，是什么呢？

kingfirefly

高中老师不那么说，你让学生怎么坚持？学习卷根源还是出口卷，如何创造新的市场，新的就业，这是需要一群人去解决的问题

xuye004

只要还是这个人口规模，就必然是内卷的，上不上大学都一样的，只是卷的方式和领域不一样

dsfgdsg

别啥都主义，绩优就是好！只是不必指望所有人都绩优，或者所有人都得在那个“框框”里绩优，这才是重点。问题不在绩优！绩优也一定要点赞，绩优者是社会精英，不是一般屌丝能比的。

meto

不建议使用内卷 摆烂等词汇

gzcom520

这点事，本不必扯这么远。内卷是这几年闹友发言标配，在他们眼里，大家都努力学习，也不能增加升学指标，这种努力就是无意义的内卷。要反内卷就不能要成绩，而不要成绩才是高大上。真研究教育的，不用内卷这个词。

诛仙九妹

很有深度的文章，当前社会主体还是以功绩主体为主体认同，这也是一切恶性竞争的根源，但这是反人性的，多数人为了生存而磨灭自我。当机器生产效率替代掉人工后，这个规律也到头了，人类不可能在效率上战胜机器，而创新类型的精英注定属于极少数。

温馨阁

高考把人分成三六九级

疯了吧

什么轻松，我们重庆大学没能入选重点高校，现在被人戏言为，重庆高中了。

meto

内卷主要是工业科技发展太快，教育跟不上。而且现代化竞争激烈，好多都是机器代替人类工作，在过十几年卷的更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