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城院教师高挂科率风波：“另请高明”背后的高教质量之问

神隐之左手

近日，浙江大学城市学院人文学院教师蔡渊迪公开发表一篇题为《关于我所负责三门课卷面不及格率高的说明》的文章在高教圈内掀起波澜。文中，蔡渊迪提到他在23-24学年任教的三门课《古代汉语》《中国古代文学（一）》以及《中国古典文献学》不及格率超过30%，被要求写一份题目为《有关卷面不及格率的说明及改进计划》的说明，于8月23日前上交。
蔡渊迪对此回应称，“第一句，这么多的卷面不合格，肯定是我教得不好，水平有限，实在抱歉。第二句，也就是顺此逻辑给出的整改方案就是：另请高明。”
8月13日晚，浙大城市学院人文学院廖哲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目前正在就此事与蔡渊迪沟通。8月19日，潇湘晨报记者拨打了学院电话，处于无人接听状态。
大学学生不及格率高，到底是谁的原因？事件背后有着怎样值得反思和追问的时代问题和痛点？对此，潇湘晨报记者采访了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陈志文及两位高校老师。
大学的“怪现象”背后的教育质量困境
陈志文认为：“事实上，地方高校存在这种情况已经久矣，蔡渊迪老师的文章如同揭开了一个盖子。” 
某高校哲学系老师安安（化名）表示：“作为大学老师，有些事情其实略有同感。”另一位高校老师“云中燕”（笔名）则向记者坦言：“当今大学有很多‘怪’现象，例如有些老师不备课、也不做讲义，连PPT都没有，带着一张嘴就去上课了，而一些学生也很‘怪’，上课书和笔都不带，一到教室就呼呼大睡。”
据记者了解，在一些院校，则又采取着一种“驱赶式学习”的方法，即把大学生当中学生管。比如要求学生必须坐在教室的前排，没收手机，否则给处罚。甚至有高校会随时跟家长通报孩子的挂科情况，强制要求学生“上课必须背书包”。
在“云中燕”看来，这些“怪现象”都围绕着大学教育质量的困境展开，也反映了当下高校教学的三重张力：第一重是学院的课程设置与专业教学之间的张力，如果学分与课程数量不合理，学生未必有精力应对所有课程，教师上课内容安排也会受到影响；第二重是公共课与专业课之间的张力，大学公共课占比过高，可能导致学生没有足够多的时间去思考与专业相关的问题，无法理解自己所学专业的精神内核，没有探究兴趣；第三重则是教师的教学和学生学习之间的张力，教师的教学能力达标、学生认真学习，二者缺一不可。
高等教育普及后，很大一部分学生缺乏足够的学习能力
在陈志文看来，高等教育普及化的背景下，一批并不擅长学习、知识储备相对不足，甚至不愿意学习的学生大规模进入了高等学校。“云中燕”在接受采访时也指出：“现在很多学生也确实没有把精力放在学习上，清华大学的万俊仁教授说过学生的美德就是学习，但事实上很多学生已经忘记了这样的“美德”，没有把心思放在学习上。”
蔡渊迪在其发表的文章中举了两个例子：第一，考试题问《孔雀东南飞》的主人公分别是谁和谁？这道题的错误率在50%以上。第二，一个在初修以上某门课时卷面不到40分的学生，在重修特别是毕业前重修时，卷面都会提到60分以上，蔡渊迪称其试卷难度并未降低，也没有对于行将毕业的学生有特殊的照顾。
在网络上，有人称此次事件的原因在于“生源如此”，“职校名副其实”。据资料显示，浙江大学城市学院位于浙江省杭州市，是一所经国家教育部批准，由杭州市人民政府举办的全日制公办普通本科高等学校，目前在软科中国高校排行榜中位列第261名。
“大学生当中学生管”不可取，培养人才更不能“千校一面”
陈志文向记者表示，高等教育普及的时代，对于大量地方高校，尤其是高职类的，我们不能再用研究型大学，传统精英化时代的尺子办学。需要解决“不同学校、不同定位”的问题，特别是改变“千校一面”和真正落实高校的分类评价。
“目前，我们的专科向本科看齐，本科向211看齐，211向985看齐，985向清华北大看齐，这是最大的问题。我们需要考虑如何改变培养模式，遗憾的是，地方高校在‘不得不’定位为本科时，还是一上来就开始数论文，这个问题很严重，专科满脑子想升本，本科满脑子想设立硕士，专科和地方本科也瞄着北大清华的模式办学，这是问题的根本所在。换句话讲，要清楚我们在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有一类的孩子他不愿意学习，他不愿意做题，但他可能愿意动手。”
除了办学模式的问题，陈志文认为需要考虑普及化后学生质量下降的现实。陈志文告诉记者：“我们不可能让学生大面积不及格并且无法获得毕业证，中国和西方都无法实现这一点。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做法，对毕业文凭进行分级管理，比如多数人都能毕业，但分为普通毕业生和荣誉毕业生，其中荣誉的类型又可以进行区分，让文凭在含金量上有所区别，既保障了学生的基本权益，又维护了高等教育的质量，各得其所。”
在“投降”成为常态的时代，坚守教师的责任与尊严
在此次蔡渊迪事件中，也有网友质疑，“《孔雀东南飞》的主人公是谁，重要吗？与学生的现实发展有何关系？”在陈志文看来，这样的质疑并不是事件的关键问题。“只要是在合理框架内，出什么样的题是大学老师的权利，不容置喙，更何况作为基础学科，本就和应用是脱节的。例如北大哲学系学所学的知识又和现实有多少关系？”
安安告诉记者：“相当一部分学生并不是抱着学好一门专业课程的心态来上课的，只是想着完成学分，顺便拿个‘好成绩’，而学校则不看过程只看结果，老师虽然花了很多心血，出发点也是为了学生好，但有时候落得两边不讨好。”
在蔡渊迪的文章中则提到，教学认真是他的天性使然，科研精神不可被简化，并说：“‘士可杀，不可辱。’‘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些圣贤的话，如果我自己也不相信、不履行，我又如何能号召后学？哪怕自己年过四十有面临失业的风险，也不能放弃尊严，在教学上自轻自贱。”
陈志文向记者表示，此次事件的关键问题就在于单方面要求教师进行“整改”。“首先，我认为学校在流程上没有问题，发现了异常要求老师去分析是很负责任的做法，但绝不能只是老师单方面‘整改’。大家恰恰应该针对这个现象，解剖这只‘麻雀’，学校、老师和同学一起讨论，找出解决办法。”
“据我了解，这种情况很多年轻老师都遇到过，一开始满腔热情，一心想要把课上好，后来遇到困难，被现实教育了，然后退缩了，不再那么较真了，最后老师和学生互相‘水’，正应了孟子那句话，‘以水济水’……这也是大学老师的一个困境。”安安在采访时向记者坦言。
对于蔡渊迪老师的坚持与勇气，陈志文表示：“在这样一个‘投降’成为常态的时代，蔡老师的选择尤为难能可贵。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教师的尊严与责任。”
潇湘晨报记者钟锦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