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寒风中的家长，被“圈养”的学生和老师，乡镇学校的这一举动有人笑有人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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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轴转？

躺在床上的郑丽猛然睁开眼睛，点亮手机看了一眼时间，已经晚上八点二十了。
郑丽艰难地起了身，门外早已被夜色浸透，月亮在云层里若隐若现，郑丽骑上了车，要去接自己九点放学的儿子。
作为一位标准的“陪读妈妈”，郑丽提起自己年轻时候还是很开心，那个时候和丈夫在大城市里从事着基础的体力劳动，每天下班之后都可以“出去逛逛”。乡下人来到城市，她觉得“一切都很新奇”，是自己没见过的世界。
但这个世界很快被重置了。儿子小宇要上初中，小学并不出彩的成绩单，加上看到城市家庭在教育里的挣扎，让她有了深深的焦虑，她思索再三，决定回到农村，做一位陪读妈妈。为了贴补家用，提高家庭的物质积累，郑丽白天都在镇上一家服装加工厂工作。早上把儿子送到学校后直接去厂里，下午下班顺带把儿子接回家。
但自从儿子上了初三，学校开始要上晚自习。结束了一天把人当机器的工厂规训，郑丽原本就指望晚上的时间休闲放松，结果现在晚上要去接儿子放学，儿子接回来之后还要给他做饭，陪着孩子做作业，密集的经纪人式母职实践有点让郑丽“吃不消”。
其实郑丽只是晚上守候在校门外众多家长中的一个缩影。对于他们来说，被“无辜”拉进了教育内卷的浪潮之中。家庭角色完全挤占了个人角色，自己被强制性地塞进并要迎合孩子的学习和生活轨迹，有点儿被孩子“殖民”的味道。

对于这些家长来说，给予他们意义感以及在寒风冷雨中等待的最大支撑力来自于孩子的学习成绩。今年三十五岁的张文就有点儿苦恼，自己孩子的成绩一直提不上去，感觉孩子不是“学习的料”，却每天晚上也要在这“饱受折磨”，她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但是又不能和孩子说，他压力已经很大了。”孩子弱势的学习成绩和家庭角色所加诸在身体上的重担正在合力侵蚀这些妈妈们的内心世界，无意义感被放大，而内心的苦闷又没有可以发泄的地方，只能越积越多，甚而逐渐产生了母职倦怠。
张文一直在劝慰自己，提醒自己不要陷入倦怠的漩涡之中。她在偶尔一次和另一位同在校外等候的年轻妈妈搭上话，感受到了对方也有很强的母职焦虑，顿时有点儿相见恨晚。于是每天晚上两人就会借着等孩子放学的时间相互倾吐苦水，慢慢的，又有一些家长加入了她们的对话，一个由教育焦虑撮合的“妈妈团”就这样产生了，她们相互加了微信，甚至还建了一个群。在群里她们相互分享教育经验，发泄生活中的不满，“有一群能和你感同身受的人，就会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人，孩子都一样不省心。”张文笑了起来，紧锁的眉头终于舒展了开来。
当然，还是有很多家长对于学校开设晚自习的做法表示认同和支持。夏红就是其中之一。因为家庭条件的限制，夏红没有给孩子报名辅导班，但同时又深受互联网传达给她教育竞争白热化的焦虑，这让她很是愧疚，感觉自己辜负了孩子的前程。晚自习的到来，无疑给身处消极情绪中的夏红带来了一丝曙光。

在她看来，晚上有学校管理，有老师教授知识，或许可以弥补没有补习班的缺憾，也可以和日益加剧的教育竞争“碰一碰”。但是，晚自习对于孩子学习成绩的提升作用到底有多大，夏红心里也摸不到底。“有总比没有好嘛。”夏红还很是乐观。
对于物质积累较弱的农村家庭来说，晚自习虽然也要支付给学校一定的费用，但是相较于市场化的培训班来说，这点成本就显得无足轻重了。再加上现在“双减”政策的出台，培训班更是“夹缝中求生存”，难觅踪影。而且孩子晚自习是处在学校这个封闭性的教育专业化场域，既能保证外在的安全，又能接受内在的知识，两全其美，何乐不为？
九点一到，紧闭的校门缓缓打开，学生们鱼贯而出，郑丽紧张地向人群张望，终于接到了小宇，她说还得回家给孩子做饭，便匆匆消失在夜色之中。
好累？

丁伟推开家门，便将装满书的书包狠狠砸向桌子，瘫在了沙发上。
对于从初二刚升初三的他来说，突然加上的晚自习差点“要了命”。原本五点多就能放学，然后回家把作业写完，还能有较为充足的时间打打游戏，出去走走，但现在却被“囚禁”在教室里，只能望着窗外目光可及的流溢着灯光的街道“望洋兴叹”。

升入毕业班，普职分流的政策结果时刻都在刺激着家长、学生以及学校的神经。在这根红线之上，教育内卷化加剧，乡村学校作为教育资源和教育实力均处在末端的弱势一方来说，只能通过增加对学生行为规训的程度——即严格要求学生只能做有关学习的事情，以及延长学生在校接受知识灌输的时间长度——即晚自习也用来讲课，“双管齐下”来抵御教育压力向下传导所带来的焦虑，提高乡镇学校在县域教育竞争中“出圈”的可能性。
但学校增设晚自习，把学生“圈在”学校也意味着学生该时间段在家庭场域的生活学习的常规习性——比如这个时间点在家本该玩耍或者是休息，要被推翻并重置，而新习性的习得和内化是需要一定时间的，因此一开始，大多学生在被强制接触晚自习时，都觉得不适应。
 对于文莉来说，每天晚上的晚自习挤占了她好不容易盼来的周末。在没有晚自习的时候，文莉的课后时间是由自己和家长自主分配和筹划的，家里人给文莉报了数学和物理的补课班，每周上两次课，分别在周二和周四的晚上。结果现在学校增加了晚自习，这个强制性的命令发布之后，文莉的课外培训只能挪到周末，“原来每天都在盼周末，结果现在什么盼头都没有了。”文莉在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里有些抱怨，也有些无奈。
志强在提到晚自习时，也是一脸的不高兴。他说每天这个点，他早已和他的兄弟们骑着电摩在大街小巷呼啸而过，现在却只能拘身于教室的一隅捱过这漫长的晚自习。志强对于考上高中并不报什么希望，所以他觉得这个晚自习对于他来说完全没有必要。但是学校那边要求必须要有家长手写的自愿放弃晚自习，以及在此期间出事都与学校无关的承诺书才同意“放行”，志强向家人传达了学校的要求，家里人却不同意出具承诺书，理由是怕志强晚上瞎跑出事，还不如老老实实待在学校里。没有家长的承诺性书面保证，志强就只能被迫接受学校晚自习对自己的身体规训。
但是，学校的晚自习是带有提高学习成绩的目的，这与志强对于学业的目标追求相悖。并且学校为了尽可能稳定课堂纪律，由校长——年级主任——班主任组成的层级监视系统会形成对学生高强度的身体规训。志强与学校提升成绩目标的不契合，加上被监视“锁”住的身体和无法被“锁”住的心性之间的张力，致使志强总在晚自习“情感出逃”，甚至成为班级学习秩序的越轨者。

“真的，你很难想到我有多无聊，老师让我晚自习睡觉，但是晚上这个时间正是玩的时候，怎么可能睡得着。学校不放我走，家里也不签字，我就只能赖在学校。（所以）我就想着让老师头疼，这样我就应该能回去了”因此志强想要通过故意大声说话，把桌子板凳弄出噪音等，来消解学校的耐性，从而被驱逐出晚自习的时空规训，获得身体和心灵的双重自由。
学校晚上五点半吃晚饭，吃完晚饭正是初一初二放学的时候，何峰每次看到初一初二的学生放学回家，心里五味杂陈。但是相比于放学时间的延后，学校食堂的晚饭更是堵在何峰心口的一块重石。每天食堂的晚饭大多是馒头、面条，配上土豆丝和咸菜，好的时候会有蛋炒饭，当然学校对于晚饭的收费为5元，价格只是午饭的一半。但何峰依然很郁闷，因为他觉得“猪都不吃”的东西拿来糊弄学生，还要收五块钱，学校非常“黑心”。因此很多时候，何峰晚餐都不去食堂，而是挨着饿等到晚自习放学回家再吃晚饭。“家里的饭再难吃也比学校的饭好吃。”这是何峰对于学校晚饭的评价。
成绩一直位于中上游的黄鑫虽然能够理解学校增设晚自习的做法，但也直言身体受不了。刚入初三的他，早上六点二十就要到班读书，晚上九点离校，一天将近十五小时都浸泡在学校里，成为了一个妥妥的“学校化生物”。
乡镇学校对于约束学生的制度规则，以及监视系统的打造都较为严苛。身处其中的学生主体性被很大程度地压制消灭。而晚自习的设立，增加了学生被管制的时空长度。
“晚自习老师一般让我们做题，然后讲题，非常无聊。第一节课还好，越往后越困，特别是临放学的那节课，大家心其实都不怎么静得下来。”黄鑫的讲述显得异常平静，他说，“如果你晚上放学的时候站在学校门口看，你会发现大家眼里都没有光了。”
作为教育内卷下沉，教育竞争提前产物的晚自习，究竟是服务于学生成长成才的“制胜法宝”，还是塑造“做题机器”的“流水车间”，亦或只是时间的无效化内卷？这个问题需要深思。

当然，成绩一直名列年级前茅的李可在谈论晚自习时，更多的是一种认同和支持。据她所说，自己没有手机，即使没有晚自习，回到家也只是做完作业，然后看看书就睡觉了。有规律的生活有可能就会堕入无聊和虚空。没有人讲话，有的时候做完作业不知道该干什么，成为了让她时感苦恼的事情。而留在学校晚自习，既能完成作业，又能有人讲话，还能习得知识，在她看来何乐而不为呢？李可说，老师也经常和他们说，城里的学校都有晚自习，而且放学更晚，这样一来就更能理解学校的做法了。“学校也是为我们好，希望我们能考的高些，然后上一个好的高中。”李可笑着吐出这句话。
可以说，一个晚自习，对于学生来说，又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吧。
没有办法的办法？

“上面教育局让我们搞晚自习，我们也没有办法。”陈主任略微有点儿焦急。
学校所处的县域，在之前的全市所有县域的总体排名中处于末端，而学校在县域的中学中排名也不是很好看，便受到了县教育局的“特殊关照”。县教育局对陈主任说，整个县就只有他们学校没有晚自习了。
“教育局一开始还想让所有年级都上晚自习，但是我们考虑到晚上农村路不好走，学生安全问题，还是决定只让初三上晚自习。”县域教育局作为主管县域教育事业的政府部门，对很多决定具有裁量权，甚至可以推动非制度性甚至是有违制度规允的决定“大行其道”。比如在当地，县域教育局给初中施加压力，让初中也施行周末补课，以此提升整个县域的教育实力，在市级县与县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而学校作为被管辖的一方，对教育局很多带有“灰色地带”性质的决定“敢怒不敢言”，只能想办法如何做好一个“缓冲地带”，既不得罪教育局，又不得罪家长。
但是，增设晚自习落到学校和老师头上的压力是巨大的。晚上九点放学，农村基础设施以及监控系统的不完善，导致校方对学生的生命安全十分担忧。“我们就发了一个承诺书，要求每个孩子必须要有家长来接才允许放行。我们会在校门口放一个签到簿，每个家长到学校门口第一件事就是要先签到，有签到才给接孩子。路上如果出了什么意外，后果也由家长自行承担。如果不同意的话，那就不要让自家小孩来上晚自习了。”

如何最大程度保证孩子从出班级门到进家门的安全，以及如果真的有意外发生，如何最大程度减少牵连是悬在校方头上的“一把刀”。为此，班主任要集合好队，清点人数，保证是所有孩子都一起走到校门，然后核对签到簿上家长的名字，再允以放行。如果有家长未及时签到，孩子会到值班室等待家长到来，班主任也会在微信群甚至是直接电话联系家长。放学时，校门口也会有年级主任进行巡视，确保校门口的安全。
学校既想最大化摘除这些潜伏着的不安稳因素，力保每位学生的安全，又想在偶然性事故发生后能够“完美”脱身，就要确保“程序正义”，每一个环节都要谨慎。在学校里面要谨慎，在学校外面，学校无法触及时，就需要家校合签承诺书类似的承诺性书面文件来卸掉不可控因素对自身的波及。“就这样，如果真出事了，学校还是逃不掉，一定也会受到影响的。”陈主任无奈地摇了摇头。
作为第一次带毕业班的青年教师小王老师来说，晚自习真的是给她“上了强度”。学生早上六点二十要到校，班主任就要更早，晚上要陪学生到九点。学校提倡班主任课间都要待在教室里看着学生，这种“圈养式”密集的班主任职责既剥夺了小王老师安排自己生活的机会，又时刻被学校给班级制定的排名目标压力裹挟。
在没带毕业班之前，每次放学之后，小王老师可以和其他年轻的老师朋友们出去吃晚饭，然后回到办公室聊会儿天再回宿舍，这是她疲累一天之后对自己最大的奖励。但现在，她只能自己一个人去食堂，晚上还要经常到班级外面转悠一下，年级组晚自习不定时对老师的点名，包括每次考试班级的整体结果都要被年级主任放大再放大地进行评析等等，都时刻在提醒着小王老师，想当好一个毕业班的班主任其实并不容易。
万主任去年是初三年级的年级主任，她说去年一年她承担了太多太多的压力。因为每个年级的年级主任一般是固定的，且是跟年级走的，但恰巧去年自己的孩子高考，当管理毕业班碰到自家孩子高考，双重的压力和焦虑有时候压得万主任“喘不过气来”。初三增设的晚自习使得万主任教育角色和家庭角色扮演的时空相互争夺打架。
“每天晚上要待在学校三个小时，家里小孩在市里上学，晚自习放学了再开车赶回去就很晚了，小孩早就睡了，第二天一大早就得回来，所以平常我直接在这边的家里休息。几乎都是他爸爸在照看着他，我觉得很愧疚吧，但是这边又不能不管。”万主任难掩悲伤。
对于万主任来说，“主任”和“母亲”两个身份时刻都在拉扯着她。学校晚自习的增加使得万主任的母职实践弱化，甚至在家庭场域有些“半退出”的趋势。无法全心全意服务于自身家庭文化资本的再生产使得万主任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之中。同时，负责毕业班的升学，学校这一方也会给万主任制定目标，使得万主任在学校场域也无法收获轻松。两相交织，使得万主任这一年过得极其煎熬。

因此，对于乡镇学校来说，晚自习不论是作为教育内卷裹挟下的无奈性回应，还是被县域教育局拉入排名竞赛后的半强制性命令要求，其背后都深埋了学校和老师们太多的压力与无奈。
经济风口？

晚自习的结束是方宁一天之中最盼望的时刻。
方宁是一个卖小吃的流动摊贩，对于她来说，晚自习是她的经济风口。每天晚上晚自习结束，她的摊位前面就围满了人。
“上完课小孩肯定都饿了，又那么晚，家长回去一般都不想再做饭，肯定就会直接买点东西给自家小孩，多省事啊。”初中还没毕业的方宁在做起生意来，可是丝毫不含糊。
低成本高效率、低准入门槛的小吃摊在乡镇一直都较为风靡。在街头巷尾的很多地方都能看到各式各样的小吃摊。当然，小吃摊之所以能够融入乡村肌理，主要原因则在于地摊经济的低消费特性。“买一碗凉皮也就六七块钱，这比城里的便宜多了。”方宁说道。

而学校和小吃似乎是“天作之合”。对于学生来说，小吃是不同于“学校食堂”和“家里餐桌”这种只是为了满足基本生存需要，而是一种娱乐性甚至兼具精神性的追求。因此，小吃获得了空间上的优势地位。晚自习的加入，又把小吃摊的优势地位拔高了一层。时间上的契合，使得“饥肠辘辘”的学生和“不想做饭”的父母都有了可以解决的方案，小吃的多样性又给孩子和家长提供了丰富的选择权。
对于小涵来说，每天晚上都要来几串炸串。她说，这意味着一天的结束，终于脱离晚自习的“魔爪”，也意味着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就要到来。回到家一边玩手机一边吃炸串，是她最独特但也是最质朴的释放与解压方式。此时的小吃摊被学生赋予了一种结束一天学校的规训生活和找回个体性——自己想做什么做什么的象征意义，同时也是属于学生时代最简单但也是最实用的娱乐手段。
对于同样是流动商贩的孙青来说，现在的她有些“进退两难”。自己的儿子现在也正值初三，一边卖烤红薯一边等儿子放学，原本是一件“双赢”的事情，但烤红薯却给自己的孩子招来了苦恼。据青姐说，班里的一些同学会经常拿“他妈是卖烤山芋的”之类的话语来嘲笑自己的儿子，以至于儿子让她以后不要卖烤红薯或者不要在学校附近叫卖，但是青姐又难以割舍掉这个经济风口。她去找了孩子的班主任，希望班主任制止班里同学对儿子的捉弄，但是成效甚微，甚至有更过分的孩子会在经过她的摊贩时学着喇叭里的吆喝声大喊“卖烤山芋”，这也让她很是头痛。
在乡镇地区的孩子观念中，职业是有高低之分的，他们有自己的评价标准。评价标准的主观性加上有些乡村孩子的低文化素养就会使得一些职业被污名化，这种对父母职业的污名化会延伸到学校场域，从而形成对孩子的一种精神霸凌，甚至衍生成一种肢体暴力。
青姐现在依然处于困惑与犹豫之中，她至今也无法想明白，卖烤红薯究竟是如何“得罪”了那群孩子们的。如果说，以前的黑夜给她带来的是喜悦，是一个个红薯换来家庭条件一点点进步的满足感，但现在，青姐望着眼前的黑夜，又轻轻把头低了下去，不言一语，只剩喇叭里“卖烤红薯”的叫卖声划破寂静的夜晚，久久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