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城叔叔家每年花20万给孩子补习，我爸连300块一节的课都难以承受

meto

一
“你弟弟妹妹光是在学习上我们每年都要花20万。”当叔叔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一家人都感到非常的震惊。
叔叔一家住在湖南省省城里，堂妹今年读六年级，堂弟今年快要幼儿园毕业。听叔叔说，堂妹现在每周都会去补习数学和英语，此外还学了一门乐器，今年暑假就要考十级。堂弟现在还小，补习上的是早教课。因为堂弟堂妹上的是公立学校，所以在学校里的支出并不是很大，因此那20万主要是花在了补习上。
我们之所以会感到震惊，是因为这20万的支出已经远高于我们家一整年的收入了。我家住在广西东北部的一个小县城，妹妹今年读初三。因为成绩下滑，并且有点跟不上学校上课的进度，爸爸在上个学期也让妹妹去补习了英语。虽然只上了8节课，但是妹妹的英语成绩显著提高了30分左右。看得到的效果让爸爸妈妈都很满意，所以他们原本想让妹妹在这个学期也继续去补课，争取能够在英语成绩上和其他同学拉开差距。但这个想法很快就被了打消了。因为之前开始补课的时候并没有和老师确认价格，在后来交费的时候才知道要2400块钱，也就时300块钱一节课。这个价格已经超过了爸爸所能承受的负担，所以他没有再和老师说开学后继续去补课了。
不过，我们认为有些难以承受的价格，放在省城里却是“超高性价比”的。堂妹现在补数学课是1对4的形式，价格是200块钱一节；妹妹虽然一节课300块钱，但却是1对1的辅导。婶娘说，如果堂妹的数学课也是1对1的话，价格会远不止300块钱一节。而且她们的年级也不一样，堂妹现在才六年级，妹妹却已经上初三了。一般来说，年级越高、越接近中考或高考的门槛，补课费也就更贵。所以堂妹在补习上可能要花的钱，还有很高的“升值空间”。
但这还有另一个更直观的例子可以说明我们县城补课费的“超高性价比”。婶娘同事的孩子现在也已经上初三了，从寒假开始也在补课。在省城，只有中考成绩30%以上才能到公立高中就读，但这只是第一个门槛。因为对于省城的初中生来说，真正的目标永远是那4所知名的高中，原因在于，一旦能够进入“四大名校”就读，就意味着有75%以上的概率能够考上985或211高校。婶娘同事的孩子就是以“考上四大名校”为目标在补习的。他的补课形式也是1对1辅导，也是一星期上一次，但他的补课费却是接近2000块钱一节——是妹妹补课费的6倍以上。我们当然非常惊讶于这个价格。但婶娘却告诉我们，这在省城里是很正常的，如果要去那些“名师”门下补课，费用只会更高。
二
“湖南的教育实在是太卷了，但是我们卷着卷着又经常觉得要卷不动了。”
婶娘的感叹从她对于补课的讲述中也能感受出来。虽然堂弟堂妹和妹妹都在补课，但是可以发现，爸爸妈妈和叔叔婶娘的动机是不一样的。妹妹之所以会去补课，是因为她的成绩下滑，跟不上学校上课的进度，有现实的需要。但堂妹的成绩还不错，属于班级上游。她之所以去补课，是因为周围的人都在补课，并且补得更多、更复杂，所以如果不跟着去补课的话，就有可能会被落在后面。前者由直接需求驱动，后者则由竞争焦虑驱动，也因此，后者比前者更带有被动色彩。
在省城，教育压力远比在小县城里大得多。补课，并且是补常规性的、课堂所学知识范围内的课已经是最基础的补课形式。“还有很多人去补那些奥赛的和各种竞赛的。他们学校里的课基本上都已经停了的，全部先去学那些竞赛的知识，回来之后再请老师把学校学的那些补回来。但是这都是那些有钱人的玩法了，我们是根本玩不过人家的。”大多数孩子都出生于普通家庭，其所聚焦的只有高考（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这个门槛，所以只能在高考涉及的范围内发力。可尽管如此，在那“最后的一跃”背后，也是累年的准备和家庭的全力投入。
回忆我在大学之前的学生时代，我是在初中阶段才开始补课，细想来，我补课的时间基本集中在初一和初二的时候。这是因为在小学的时候我的成绩比较差，初中没有考入一个好的班级。为了把成绩提高，爸爸也让我去补过数学、英语和物理。当时很容易就能找到补课老师，但补课并不是周围同学的常态。在初三换了一个班级后，包括整个高中阶段，我几乎都没有再额外补过课。但是到了妹妹读书的时候，小学就已经开始补课了。从越来越多的补课中可以很清楚地感受到，随着一代又一代孩子的出生，他们所面临的学习压力也越来越大，而这同时也就意味着孩子背后的家庭所承受的负担也越来越重。这在数据上也能得到反映。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起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公布的数据来看，从2017年到2021年，我国家庭在教育方面的支出（包括学费、杂费、课外辅导费等）的平均值在不断提高，分别为5707.20、7032.33、8312.19（因为CSS调查为每两年进行一次，所以只有2017、2019和2021年的数据）。
不断攀升的教育支出，比较清晰地反映出我国家庭对于孩子教育的普遍重视，但这在另一面也体现出了我国家庭在孩子教育上普遍存在的焦虑感。谢宇教授和李汪洋教授曾做过一项研究，其中显示，在我国，无论父母的教育程度如何，他们对孩子们的教育期望都很高（转引自“一席”公众号中於嘉教授的分享）。扎根在中国人思想中“望子成龙”的期待，很大程度上似乎已经转译成了“望子拿高分”。而事实上，这种对于子代高学业成就的执著，还比较深层地反映了我国社会流动渠道的单一化（无论事实上，还是人们的观念上），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面向普通大众的、社会流动渠道的单一化。“知识改变命运”这一时代的口号深入人心，教育似乎已经变成了人们实现阶层跃升的唯一通道，尤其是面向那些来自底层的、弱势群体的孩子。教育文凭在社会各处的普遍运用，以及它所具有的社会权威，使其已然成为了一种“社会共通资本”。一纸文凭也已经成为了个体获得一切社会与经济的有利地位的基础。这样的现实，对于那些缺乏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家庭而言，教育或许确实是其所能掌握的、为数不多的、比较有效的改变命运的武器。
积极地让孩子们投入到教育之中，父母们最普遍、最朴素、最直接的愿望就是希望他们现在好好学习，将来能够考上好大学、找到好工作、过上好生活——至少要比自己过得好一些。“恩往下流”的中国式父母，尽一生之力，只为把孩子托举得更高一些。而这一愿望实际上是在向教育投入寻求经济回报。可是，近几年来，教育文凭的价值似乎在不断下降。“学历贬值”的呼声变得越来越高，“孔乙己的长衫”也反映了人们无法获得预期回报的尴尬。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3》的数据显示，自1999年高等教育扩招以来，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经从最开始的10.5%上升到了59.6%。如此高的毛入学率意味着“大学生”的不稀缺性，而这必然在客观上使其在劳动力市场上变得“越来越不值钱”，这已经非常直观地体现在了大学生的失业率上。当初高等教育扩招的主要目之一便是为了缓解就业压力。不过入学后的大学生总归是要就业的，并且更高的学历也意味着要求更高的待遇，但从现实看来，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关系并没有达到理想的平衡。而这样的不平衡也直接意味着教育在投入产出上的不平衡。因为如果以高考作为分界线，那么在考试之前的费用似乎可以无上限地上涨，但考试之后可预期的回报却逐渐下降了。不过，尽管如此，家庭对于教育的投入依然不会变少。所以现代教育很像是一场豪赌，在举全家之力去寻求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三
这篇文章以补课开始，所以也以补课作为结尾。
在“双减”的号召下，我国政府对于补课在总体上是持反对的态度，这比较清晰地体现在了相关政策上：2015年6月30日，教育部印发了《严禁中小学校和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的规定》的通知；2021年9月6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了《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坚决查处变相违规开展学科类校外培训问题的通知》（下文称《通知》）。这些政策直指各种补课形式，想要以此减轻学生负担、促进教育公平。
《通知》印发后，在地方达到了“一刀切”的效果。从我们所居住的县城看来，原来几个专门的补课机构已经全部关闭，现在还在营业的只是艺术培训而已。各位老师也都对外表示自己不再补课，响应国家的政策号召。从叔叔婶娘对省城的描述看来，与我们县城的状况大体上相似，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新东方的关闭。只不过，从现实看来，这些都只是表面现象。补课依然还有，只不过是隐到了暗处，这其实有许多消极的影响。一方面体现在，当补课成为“后台”的事物之后，就意味着要有特定的关系才能找到上课老师；另一方面在于，由于补课成为被明令禁止的事物，就意味着补课渠道的大量削减以及补课风险的大幅提高，这会直接导致补课价格的抬高。这两个方面的消极影响，便会让没有关系、相对贫困的家庭在教育上陷入更被动的局面，而这便在无形之中进一步扩大了教育的不平等。
事实上，补课不会消失是因为从来不缺乏补课的需求；补课的需求始终存在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把读书看成是唯一的出路，以及更重要的，我们的教育体制是一种考试制度。因此补课热情的高涨或许并不是家长们和孩子们主动地想要去“卷”，在更深层次上反映的或许是教育竞争压力的普遍增强。毕竟如果压力不大，即使补课机构开放着人流量也有限，就像我小时候那样；但如果压力很大，即使明令禁止它也会暗中生长，就像我妹妹现在这样。或许，只要考试制度不变，追求高分的需求就不会变，进而可能提高分数的补课便也不会消失。因此对于这一政策的实施，家长们或许并不是十分满意。
除了补课之外，婶娘还提到了另一个政策。她说也是为了减负，有地方决定小学期末不再考英语。我去查阅了一下，这或许是出自上海市教委2021年8月3日印发的《上海市中小学2021学年度课程计划及其说明》的通知，现在还未在全国推行。对于此，婶娘说：“虽然小学的时候是不考了，但等你到后面高考的时候还不是要考，所以你硬还是要学啊。”可以想象到的是，如果英语在小学课堂上的重要性被削减，那么为了保证高考那一跃，这部分缺失必然又只能在课外得到弥补。如此一来，教育不公平是否会在正式制度的保障下越拉越大呢？
只不过，教育上的改革，想来总归是无法尽善尽美的。围绕着“双减”提出的各种政策，在出发点上总归是好的，应对的也是一些比较突出的现实问题。只是我们也要十分警惕，在政策颁布和实施的过程中，不要让教育这条本该公平的道路变得越来越精英化。

Hadesfighter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