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部“向阳而生”的作品中，读到不一样的太宰治

wakeman

“生而为人，我很抱歉。”这句太宰治在《人间失格》写下的话，如今似乎已经成为了太宰治的代名词。

太宰治
“人间失格”，中文翻译为“丧失人的资格”。这部发表于1948年的半自传体的小说，取材于他自己的生活经历，写一个性情乖僻的青年文人，饱尝世态的炎凉，绝望之余沉缅于酒色，最终走向毁灭。
而这种颓废气质，随处可见的“死”，几乎贯穿了太宰治的所有作品。在他早期短篇小说《叶》中，他就开始写道：“我本来很想死。但今年正月别人给我一件衣服，是当作新年红包。衣服是麻质的，缀有鼠灰色细条纹。大概是夏天的衣服吧，我决定那就活到夏天好了。”
一向颓废的太宰治，在《正义与微笑》中却“大义凛然”地写道：“以微笑行使正义！”“我生长的方向，洒满阳光。”一扫太宰在大众认知中的颓废忧郁风格，呈现出一种不失希望的积极面貌，不禁让读者好奇：他又是以怎样的心境写出这样的作品的？

在日本近现代文学中，太宰治是与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并称的日本作家，也是“无赖派”代表作家。《正义与微笑》里面包括《正义与微笑》和《潘多拉之盒》两篇。这部太宰治的反“失格”少年青春小说，获得了日本第六届新潮社文艺奖提名作品，真实再现太宰治逆行于人世的少年意气与笔下的青春希望。
《正义与微笑》一篇中，故事主角芹川把“以微笑行使正义”当成他的人生信条，并追求当演员的人生梦想。这是太宰治继《女生徒》中少女的生活与心境变化之后，首度以日记形式描写一名少年历经怀疑、苦恼，最终奋斗达成梦想的青春小说。
面对理想与现实人生的巨大落差，芥川在日记中写下对自身的迷茫，对俗世的轻蔑，对黑暗的反抗和对未来的美好希望……
“还没被幻灭吞噬的少年意气”
芥川十六岁了。他觉得他在一天之内长大，十六岁就像是一个分界线，把他从幼稚猛地推向成熟，世界瞬间在他眼中变得不同了，那些花啊云啊天空啊都变了，他开始觉得世间的确存在诸多的问题，他想着要活得正经一点，应该努力博得别人的“尊重”。
同时在中学毕业之际，他也面临种种人生的困惑：应该考哪所大学？如果没有考上心仪的大学，该怎么办？是硬着头皮念完，还是辍学追求自己的理想？这些问题足以让一个年轻人的生活充满了矛盾和无奈。

当梦想破灭时，他内心充满了孤独甚至绝望。第一志愿落榜后，“站在街角，任凭强风吹拂，等候红绿灯，第一次流下眼泪。”“我无家可归，一个落榜的小子，多丢人啊！”回到家后，哥哥一声平静的问候，竟引发了他的愤怒，拳揍了他的哥哥。然后又抱着哥哥大哭，道歉。
三天后，他收到另外一所大学的通知书，心态瞬间就变了。“我从棉被里露出脸来，不自主地莞尔一笑。我的笑脸，已不是中学生的笑脸。这真是‘没有任何手法和机关’的魔术。我太兴奋了。”
考试、落榜、上学、退学、和名人交往、反复面试，年少的芥川每天的情绪大起大落。但至始至终，他身边有个一直在鼓励他的哥哥：“不管日后要走哪条路，都还是得自己努力精进才行。”
芥川受基督教义影响颇深，年少时，他就决定：“今后，我要单纯正直地行事。不懂的，就说不懂；不会的，就坦承不会。若是摒弃故作姿态，人生之路似乎是意外的平坦通途。”
太宰治将少年的心理刻画得细致入微。那些少年愁绪，或许在饱经沧桑的成年人看来不值一提，但又能够在不知不觉间勾起一段青涩的回忆和内心曾经怀揣的少年意气。
但是书中的芥川依然没有摆脱太宰治笔下主人公敏感的性格。尽管他勇于行动，实现了自己的演员梦，在实践意义上迈入自己所期盼的人生轨道，但他始终对身边的一切，包括朋友、家人、考试、学校、剧团等抱有一种幻灭感。
十七岁，在进入大学之后，他在日记中写下：“幻灭，而且是如假包换的幻灭。我对大学感到幻灭——以前我似乎曾情绪激昂地写过这样的话，现在仔细想想，那不是幻灭，是憎恨、敌意、野心所燃起的热情。真正的幻灭，其实没那么积极，就只有茫然，以及茫然的严肃。”

而这种幻灭感，包括他在内的任何人都不清楚，究竟是单纯出于青春的叛逆，还是更为深层的东西；如果随着年龄增长，幻灭感挥之不去，甚至越演越烈，他的结局是否又会变成另一个“人间失格”？
最后的反抗
三十九年生命，二十年创作，五次殉情自杀，最终情死。太宰治生于清森县北津轻郡金木村的一个大地主家庭。父亲曾为贵族者员，并在本乡兼营银行。为防农民暴动，家筑高墙，太宰治住在这样的深宅大院里有种内疚和不安感，甚至出现了一种罪恶感，对他后来的小说创作有很大影响。
一般认为，太宰治的后期创作最有成就，战争刚结束，他就在作品中提出了追求“丧失了一切，抛弃了一切的人的安宁”的观点，以农本主义的幻想批判战后虚伪的文人骚客。
无论是在《维荣的妻子》中，写一个出身贵族、生活堕落的诗人以及自甘堕落、以示对社会道德的反抗的妻子，或是《斜阳》里反映了战后贵族后裔的社会地位日益衰落，或是《人间失格》中走向毁灭的“自己”，都从一定角度揭示了现代日本社会人的异化问题。
因为他的一生经历了日本革命运动被镇压到日本战败这一大动荡的时代，日本评论家平野谦说：“太宰的死，可说是这种历史的伤痕所造成的。”
书中提到，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认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悲伤和结核病成了同义词。看似是结核病，其实不过是“那种年龄和身份的年轻人常有的不满现状，愤世嫉俗的忧郁。”
《潘多拉之盒》的主人公是一个被结核病困扰的年轻人“云雀”。他被家人送到一个名叫“健康道场”的疗养院疗养。疗养院生活规律，护士和蔼，病友们之间也少有矛盾。“云雀”对自己的疾病和当时日本战败的社会现状，抱着一种虚无的心态，但始终抱有一丝希望。就像书中写道：
正因为打开了万万不能打开的盒子，所以病苦、悲哀、嫉妒、贪欲、猜疑、阴险、饥饿、憎恨等一切会带来不祥的虫子全部爬出盒外……但在盒子的角落里留有一颗像芥菜籽般微小、绽放光芒的石头，石头上隐约留有“希望”二字。
《正义与微笑》和《潘多拉之盒》除了蕴含着同样的积极情绪外，还有个共同点，他们都是由生活中真实人物的日记改编的。

太宰治的大弟子叫堤重久，堤重久有个弟弟叫堤康久。在一次闲聊中，太宰治得知堤康久中学时喜欢写日记，就把它们借来，以此为基础写出了《正义与微笑》。
而《潘多拉之盒》中的“云雀”的原型叫木村庄助，是太宰治的一位热心读者。他年纪轻轻就得了结核病，并两次试图自杀。病榻日记实际是寄给太宰的遗书，太宰连载《潘多拉之盒》时，也未能按原计划写完，而是草草将其结束。对此，日本学者奥野健男指出：
太宰心中设想过崭新的现实世界、真正的人类革命，然而战后日本的前进方向却与那设想背道而驰。《潘多拉之盒》搁笔后，太宰再未写过充满希望、积极阳光的小说，而是怀着绝望的心情，试图反抗战后的现实世界，并朝着毁灭的道路一往无前。
太宰治的自杀，或许意味着他对现实世界的反抗是失败的，但他留在现实世界积极阳光的文字，就像留在魔盒角落的那颗小小石头，隐约写着“希望”二字。